友人邀约，同游俄罗斯。一行7人，最小的40出头，最老的已过8旬。这样的一群，与俄苏就有了千丝万缕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联系。一个人名，一首歌曲，一段往事，一个场景，都会生出许多回忆或感慨来。特别是有俄苏文学专家、翻译家蓝英年先生同行，既有了文史顾问，又有了耳目与喉舌。
从中苏友好宫到全俄展览中心
8月15日9时许从北京起飞，一路上逐日而行，抵达莫斯科，还是正午。入住那座硕大无比有3000客房的宇宙饭店。从客房窗口望去，对面有一片典型的苏式建筑群。蓝先生告诉我们，那就是著名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他还记得里面有15个小金人，代表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
于我来说，对苏联最早的印象，来自一只印制精美的铁皮糖盒，里面的糖果，我们当时称之为“玻璃糖纸”包裹。于是，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异国，便以这样的五彩斑斓进入我的童年记忆。在我们玩糖纸的孩子间，这样的一张“苏联玻璃糖纸”可以换数10张普通糖纸。其实父辈们在1949年以前是见过这一类糖纸的，但他们不说，似乎这样的糖纸天生就只有苏联才有。就像报纸上苏联人打领带，神气又新异，父辈们也不说，尽管他们数十年前就在脖子上挂过。直到“文革”来了，母亲翻箱倒柜寻找那些“四旧”之物，翻出一些领带来，一刀一刀剪断拆开摊平，让它们面目全非。我这才发现我们早就有这种苏联人使用的玩意。
1956年，武汉建了一座“中苏友好宫”，紧接着，在那里举办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那盒糖，就是我父母参观展览时从那儿买回来的。不久，我就见到了那座对于武汉来说无异于神话宫殿似的建筑群。宽阔的广场，美丽的喷泉，华丽的穹顶，光洁的地面，还有那些精致又气派的雕塑。连同那些精美的糖纸，“苏联”就以这样直观的方式，植入了一个孩子心中。
晚饭后，8点多钟，太阳还未落山。我去那个展览馆散步。穿过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两旁是一溜商铺，橱窗中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洋货国货都有。展览馆门外广场上，可以看见那座建于1964年、高107米的宇航纪念碑，一道巨大又强劲的弧线冲上天穹，弧线的顶端是那架把人类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太空的宇宙飞船，这个曾把美苏冷战推向外太空的标志物，多少有些落寞地镶嵌在晚霞中，宛如一道历史的轨迹。几个年轻的街头歌手在那道弧线下唱着摇滚。
胖胖的大妈卖着那种棕色的饮料格瓦斯。卖花的、卖头巾的、卖玩具的、卖鲜果干果的，价格都不便宜，加之用卢布计算，数字是人民币的3倍，开始总不能接受。后来知道，俄罗斯近年的人均收入增长很快，每年都有两位数，今年的月均收入已达1万多卢布，也就是3000多人民币，而莫斯科地区已达到2万卢布。加上他们的福利不错，那些对中国人来说要命的支出——上学就医住房交通能源水电通讯供暖，不是免费就是廉价，用世行报告中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
进了展览馆大门，这才发现，当年父母给我买糖果的中苏友好宫，只是这个展览馆在中国的一个远房兄弟，身架，眉眼，神气，都像。只是武汉那个远房兄弟早已在10多年前一串爆破声中烟消云散了，连同数十年的风风雨雨——里面办过的各类展览——大跃进、四清、学雷锋、“文革”、收租院，一直到后来的各类商业展销会，给武汉市民留下了许多历史记忆。
如同中国的这类场馆一样，这里也已经成为商业娱乐之海。歌厅、迪厅、游戏厅、水幕电影、射击场，还有全世界无处不在的中餐馆，布满这234公顷的每一个角落。突然就看见了那个极熟悉的雕塑，男的举一把铁锤，女的举一把镰刀，双双前倾，仰望天际，一副纯洁豪迈志向高远的模样。顿时想起孩提时代，坐在人头涌动的电影院里，布帘关闭，灯光渐暗，音乐声起，许多苏联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它！
主楼前，有座列宁铜像。后来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除了斯大林，俄国人几乎把一切前朝旧物都留着，地铁或前政府机构上的铁锤镰刀图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或红军战士的塑像，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名人故居墙上的铭牌，还有大大小小的墓园里各色人物的墓碑，这些旧物似乎都是他们往昔岁月的一部分。
一个身材健美短裤短衫的女孩独自绕着列宁像滑行，做着许多花样滑冰的动作，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与身旁那个曾经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的留着山羊胡须的小老头，构成了一副饶有意味的画面。
一顶帐篷，几把遮阳伞，红白两色，还有那全世界都认识的花体英文字样：COCACOLA——这个有点苦，有点甜，还有点气体的黑乎乎的饮料，不动声色又无处不在地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有人群的地方。可口可乐摊点背后，是一架航天火箭。
1917——1967——2007
一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我便想到“十月革命”这个曾经无比神圣的词儿。也想起了我的1967年。那是整个“文革”10年中最动荡最诡谲最具戏剧性的一年。几乎也是这样的季节，我和一位挚友，决定出一本诗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那一年我18岁，他19岁。很快，这本薄薄的收录了24首长短诗作的集子面世了，其中的作品，有我们自己的，也有我们约来的。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是《十月的烈火》。旅俄回来，我又翻出这一本诗集，典型“文革”风格的套红木刻封面，两组重叠的人物造型，一组是“十月革命”的工农兵，一组是中国“文革”的工农兵。里面的内容语词，今天读来神圣又荒谬，恍若天书。
从一盒糖果，一座建筑开始，苏联——这个巨大的审美化的红色符号，以它特有的魅力，以一种无比新奇的异质文化进入了我们这一代的生活。电影、报纸、歌舞、话剧、雕塑、绘画、小人书、小说，以及收音机里或哥哥姐姐们嘴里唱出的歌曲。“十月革命”，就在这样的熏染中成为我们的神话。这一切，都是以不可质疑的真理样式交给我们的。直到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仍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某些电影中的台词，模仿各种角色的语气和动作，陶醉于那种一瞬间改天换地的豪迈与潇洒，牺牲与壮美。在那个与历史，与前辈，与整个世界都中断联系的岁月里，俄苏文化，成为我们贫瘠单薄的食谱中，色彩最丰富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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