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领域总有些长线问题。比如“4％”，近些年来，在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委员们，都总会首先检视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是否达到。
而现在，“30％”眼看也要成为一个值得年年检视的数据了。由于部分部属高校本地生源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每年高校公布招生计划和高考 录取的时候，对高招地域失衡耿耿于怀的人，也总要将这个数据拿出来嚷嚷一番。
教育部近些年来也在不断地反复重申这一数据，今年，教育部就再次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而且，超过30％的也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
确实，近些年来，顶着部属高校头衔的全国性大学，在生源上越来越本地化的趋势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在某些全国性大学，地方方言都可以畅通无阻，导致少数外地来的同学甚至在毕业时能操着一口比英语还流利的本地方言出校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高招失衡的质疑：这样的高校，还算是全国性大学吗？
其中，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在全国绝大多数大学排行榜中都能排进前10位的高校，则因为生源地方化比例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而在每次部属高校生源地方化批判的声音中，成为了被攻击的靶子。
但很多人也明白，问题并不如表面上那么简单，事实上，部属高校生源地方化的解决之道中，也不能不考虑到种种现实的因素。
比如从数据来看，均值最低的北京，是不是就做得最好呢？实际上，北京一直都是人们批判高招不平等的投弹集中地，因为在北京，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相比于一些高考大省要低上几十分甚至上百分，这对于一分千钧的中国第一考而言，自然是巨大的优势。
所以，看似均值最低的北京，却是被人们视为在高招中占了最多便宜的地方，就因为北京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地区，在京部属院校众多，虽从单个高校来看本地生源比例并不大，但从整体比例来看北京考生却占尽了优势。
而对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这些本地生源比例甚高的高校来说，是不是意味着最值得批判呢？笔者看也未必。
笔者曾在采访浙大招生工作人员时了解到，由于浙大是由原浙大、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4所高校合并而成，合并前除原浙大之外，其他3所高校都以招收本地生源为主，这三所高校合并前每校每年都能招生数千人，但合并后，新浙大每年总共也就能招生四五千人，而浙大又是浙江唯一的一所综合型全国重点大学，对于经济发达、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旺盛的当地而言，浙大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本地招生压力。
据了解，一些部属高校在与当地政府签署共建协议或者争取其他支持时，也经常会被明确要求增加生源。而在部属高校看来，这些学校的一大任务是“服务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以对这种要求也难以拒绝。
笔者也了解到，事实上许多部属高校出于建设全国性重点大学的考虑，并不愿意过多招生本地生源，他们也认同保持合理比例的重要性，但本地诉求所产生的现实压力，却往往迫使他们不得不向本地生源倾斜。
但不论如何，作为部属高校的全国性大学，其生源地方化比例越高，就越是剥夺了其他地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尤其是一些高等教育资源比较薄弱的地区，比如我国的第一人口大省河南，就因为没有一所在全国高校中能排名靠前的综合型全国重点大学，而完全依靠其他部属高校划定招生计划获得机会，无疑吃了很多亏。同样，本省优秀高等教育资源缺乏的河北、江西、广西等地，也同样要依靠其他省份部属高校的慷慨。
也并非没有过改革。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就曾表示，“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并提出了本科招生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计划的方案。但方案不仅引来了包括生源质量不平衡等在内的许多争议，而且中国政法大学最终也未能完全按理想状态招生。
由此可见，破解部属高校生源地方化的难题，不仅需要培育出更多更优秀的大学，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教资源的需求，还应该切实加强义务教育甚至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同时，也要注重优秀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如果这些前提不具备，单靠行政命令一刀切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叶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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